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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底我以「全球和平志工」的名義寫了一篇〈謀一條兩岸和解的台灣出路〉的短文，對辜寬敏先生主張「制訂（台灣）新憲法」提出個人不同看法，辜老在第2天就做出回應，稱我有「老臣謀國之心」，深為感謝！對於辜老鼓勵有志之士提出更多有助台灣出路主張的寬容心態，令人欽佩！為此，我想再作說明，進一步向辜老討教。首先，我要特別說明，為什麼要以「全球和平志工」的名義來討論台灣的前途，那是因為2004年1月8日我辭卸駐教廷大使職務，向當時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辭行時，他殷殷期盼我退休回台後要繼續做個「宣揚和平與促進和平的人」，我誠心誠意地接受了他用意良善的臨別贈言，回台後立即參與和平志工的行列。在過去15年，我加入了由前陸委會主委暨政大校長張京育博士領導的和平組織，到海內外宣揚和平，也利用各種機會參與兩岸民間團體的對話，促進相互了解。其次，我之所以不認為辜老所提「制訂（台灣）新憲法」的主張可以解決兩岸分合的問題，是因為1999年李前總統曾提出「兩國論」，2002年陳前總統也曾提出「一邊一國論」，如非美國及時從中斡旋，兩岸差點擦槍走火，兵戎相見，歷史彰彰在目，怎能不記取教訓呢？習近平去年初雖曾盼望我方提出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」，希望兩岸相互尊重對方的制度，並未出口威脅強迫我方接受。我認為，我方除了可以據理峻拒，亦可趁機提出合情合理的對案，要求陸方平等待我，進而建議陸方實現中山先生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建國理想，振興中華。再其次，關於北京當局迄未公開接受兩岸雙方「政府」平等協商解決爭端一節，表面上，陸方確未公開承認「中華民國」或使用「雙方政府平等協商」字眼，但2015年11月的新加坡馬習會談，雖各以「先生」稱呼對方，沒有人能否認馬是中華民國的「總統」，而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「國家主席」，那不就暗示了雙方元首的「平等協商」嗎？再說，馬執政時期陸方國台辦「主任」張志軍與我方陸委會「主委」王郁琦見面的互稱對方「正式官銜」，不就是兩岸以間接方式承認了對方政府存在的現實。猶憶2013年11月間，兩岸退休使節及學者在重慶低調舉行研討會紀念《開羅宣言》70周年，原擬在會後發表的共同聲明中列入「日本必須於戰後將其自中國竊取之東北四省、台灣、澎湖群島失地歸還中華民國」的原文，但因陸方希望改為「歸還中國」，我方則堅持保留原文，結果不得不放棄發表共同聲明。由此足證，我方與陸方對話照樣自稱中華民國，絕不退讓，但形勢比人強，陸強我弱，要想對方接受我方主張，必須以無限的耐心據理力爭。此事之未在媒體報導渲染，主要是我們希望透過雙方長期對話，慢慢影響對方發揮同理心接納我方意見，因為外交是一種可能的藝術，需要妥協，不能與大國玩零和遊戲，逞一時之快。最後，辜老主張兩岸應是「兄弟關係」，陸方作為「大哥」，應該幫助小弟「台灣獨立」，就像今天英、美之間的特殊關係一樣。殊不知當年美國革命戰爭，英、美雙方死傷病將近30萬人，英國也並未幫助北美殖民地的獨立。再說中國自秦始皇以來「大一統」思想，不論是好是壞，根深柢固，如果辜老是習近平，設身處地，如何能答應「台灣獨立」？有云「大事小以仁，小事大以智」，兩岸爭端需要的還是要想方設法用和平方法解決，對處於「小事大」的台灣才更有利。我非好辯，也無意說服任何人，只因身為退休外交老兵，長期工作經歷，一向盡力於維護國家利益，替我們找到最好的出路，一方面要能維護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，另方面也能兼顧兩岸和平共存共榮的願景。我國國際處境相當艱困，北京當局已有180個邦交國，而我們只有15個，對外主權已經大受局限。要想突破困局，我們必須從「美麗之島」轉型到「和平之島」，多交友，少樹敵。為了2300萬同胞的安危福祉，願我們的政治人物號召年輕人為「和平奮鬥，救台灣，興台灣。」而獻身！際茲新年伊始，借時論廣場一角，敬祝辜老福體康泰，也願來年國泰民安，天下太平！（作者為全球和平志工）